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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

2005-05-07 18:08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刘 英 我有话说

丰子恺对绘画、音乐、文学、书法、金石、工艺等均有研究,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奇才全才。他为人纯朴善良,淡泊名利,倾心于艺术,皈依于佛教。他不满虚伪、倾轧、贪婪、凡庸的成人社会,仰慕率真、热情、好奇、纯洁的儿童世界,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,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,享受着恬淡、闲适、

超脱和自由的乐趣。他被世人称为“二十世纪的陶渊明”,“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。然而,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,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,丰子恺也在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他凄惨坎坷的黄昏岁月。

1949年,丰子恺是以他惯有的闲适态度走进新社会的,这一年他已五十二岁。过去的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远离的态度,只要生活条件许可,他就毅然决然的摒弃所有世务,赋闲在家。1933年到1937年,他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故乡的缘缘堂,过着乡居生活。1943年到1946年,他又在重庆远郊“沙坪小屋”,过起了乡居生活。1946年以后,重返江南的丰子恺是有名的“三不先生”(一不教书,二不演讲,三不赴宴),虽然行止不定,仍不参与任何社会工作。在他的心目中,“闲”是最可盼的乐事,如果能得到,即使终身高卧空山上,独坐幽篁里,也是极为乐意的。他曾说,如果“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,我也不要出去干事,宁可闲居而被禁锢。”他的这种生活态度,使他能够体验古人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的生活乐趣,能够从悠哉的闲暇中品味出人生的艺术来。

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变了,我们从他的履历中可看到,他担任了不少职务,经常出席各种会议,如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,上海中国画院院长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文联副主席。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一、二、三、四次会议等等。而且,丰子恺也对新社会做了热情洋溢的赞颂,如1958年他写的《新年大喜》中说:“我从前有一个图章,叫作速朽之作,凡是描写伤心惨目景象的画,都盖上这图章,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,即这些景象快快消失。果然,不出二三十年,到了新中国成立,我这些画都朽了,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恶梦了。我真高兴。”他写了《一件小事》《西湖春游》《杭州写生》《扬州梦》《新的喜欢》《新年随笔》等文章,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,来歌颂新社会天堂一样的景象。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很快就由一个避世的隐士,一跃而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,并一改过去充满空灵趣味的文风而为新社会大唱赞歌,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做到的?丰子恺也和当时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一样,在被新社会接纳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改造。

1949年下半年,在一次上海画家和解放区画家的集会上,他直率地表示今后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,为工农兵服务,但他接着又说,梅兰竹菊四君子,今后还是需要画的。他的说法当即遭到严厉的批评。这时,上海刚刚解放不久,丰子恺对新社会新体制还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,但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,他所热烈拥抱的艺术在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。我们无法知道丰子恺面对新社会有过怎样的疑惑或彷徨,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,放弃自己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方式的,总之,从此他以另样的姿态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。

1951年,丰子恺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,表示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,“多多创作为生产服务,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美术音乐作品。”

1952年7月,丰子恺写了一份《检查我的思想》发表在上海《大公报》,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文艺生活和思想认识,进行了不近情理的检讨和否定。他说过去他写的书和作的画,“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,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:我的立场,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,而是小资产阶级的。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,错误甚多,流毒甚广。”接着,他分析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有四点:一是趣味观点。说他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,前三年勤学功课考第一名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。而后二年专心于艺术是出于趣味主义。从东渡日本求学一直到现在,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存在着。二是利名观点。说他从日本回国后,从翻译《初恋》《苦闷的象征》开始,他的所有著译全是为利的。他画漫画,一开始是出于趣味,后来见有稿费可得,就为利而作。“我自己已变成一个商人,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,想分他剥削的肥利的一瓢羹。”三是纯艺术观点。他说因受李叔同等人的影响,“我过去的艺术观,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。”四是旧人道主义观点。他说“我幼时读过《四书五经》,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,我小时曾以‘忠恕’、‘温良恭俭让’为座右铭。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。”又受佛教的影响,造成了他的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。“我的《护生画集》便是前者的表现,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,便是后者的表现。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,我不关心于被压迫人民的苦痛,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,真是‘明足以察秋毫之末,而不见舆薪’,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火热的斗争,我视若无睹,而独自感伤人世的无常,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。”而从根本上说这“全然是不健康的、病态的表现。”此外,他认为离群索居,也助成了他的脱离群众的习惯,他说:“我的思想错误,由于过去脱离群众,不问政治,不能认清阶级立场,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,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,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。”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写道:“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。”基于以上认识,丰子恺表态,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,加强政治学习;加强业务学习,努力把更多的苏联文艺介绍进来;加强集体生活,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会议。他在检查书的最后写道:“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,整风的X光线查出了我的病状。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,定能恢复健康。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,好比是空气和日光,是我的最良的营养品。我确信,在党的领导下,在群众的督促下,我认真学习,必能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,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。”

回顾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,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,如冯友兰、陈垣等等,都曾写过这种类似自虐式的忏悔书。丰子恺的检查书无疑也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写出的。丰子恺写作检查书的动机究竟如何,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,但从常理揆测,面向全社会公开地彻底否定自己、作贱自己,并诚惶诚恐地低头认罪和表态,对于一贯清高孤傲的旧知识分子,特别是像丰子恺这样一向纯真善良、与世无争的人来说,无疑有一个难以言状的、无比痛苦和无奈的过程。丰子恺在检查书中的忏悔是诚惶诚恐的,但是,如果认真审视丰子恺晚年的文艺生涯,我们就会发现,他的忏悔决不是情愿的,他的改造是有所保留的。

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,丰子恺针对“百花齐放”的政策说:“还有许多小花、无名花,却没有好好地放。‘花不知名分外娇’,在小花、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,也都应该放,这才是真正的‘百花齐放’。再说:既然承认它是香花,是应该放的花,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,不要‘帮’它生长,不要干涉它。……株株冬青,或高或低,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,很好看的。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,把冬青剪齐,仿佛砍头,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,千篇一律,有什么好看呢?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,会畅所欲言,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‘抗议’。”

丰子恺的率真坦诚是扭曲不了的,但丰子恺以如此明朗的态度批评时政却是少有的,在当时更是别人敢想而不敢言的。他的言论赢得了同行们的掌声,但最终为他种下了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的祸根。

1966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在忠于领袖的名义下,暴虐的红色恐怖铺天盖地。丰子恺这个一生与世无争、乐善好施、行路怕伤蝼蚁命的艺术家在劫难逃。他被定为“反共老手”、“反革命黑画家”,他的家被抄没,他的文章和画被宣判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。他谴责“大剪刀”的讲话,更被诬称为是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猖狂进攻。斥骂逼供,批斗毒打,游街示众,关进“牛棚”,下放劳动,备受摧残的丰子恺,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。他的诗“晚岁命运恶,病肺又病足”,“月黑灯弥皎,风狂草自香”,正是他身处厄运时的真实写照,然而,丰子恺灵魂深处坚守的那片净土,使他有勇气能够承受各种摧残、屈辱和痛苦,人世间的疯狂、专制、恐怖可以伤害他老病的身躯,却无法触及到他的灵魂。他白天接受批斗改造,低头认罪,但只要有机会,他就在次日凌晨四时起床,利用早上的两小时,在微弱的台灯下,悄悄地读书写字作画,继续从事他视同生命的艺术。

身处厄运的丰子恺,盼望着有朝一日不再去“牛棚”,盼望着还像过去一样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多次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:“我无其他愿望,唯有求吾所大欲――退休家居”。在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下,丰子恺终于病倒了,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,然而在病中,他的艺术生命却得以复苏,他的精神得以解放。丰子恺艺术生涯的辉煌晚景,在躲过了凄风苦雨的袭击后,悄悄地出现了。他给儿子的信中说:“韶华之贱,无过于今日了”,“未须寂寞养残生”,他要努力找回自己的世界。在病中,他阅读小说诗词,临摹碑帖,又徜徉在写文作画和翻译的艺术世界里。

大约从1972年起,丰子恺开始绘制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。《护生画集》最初是丰子恺于1927年皈依佛门后,为弘扬佛法,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而作的,一画一诗,共五十幅,此即《护生画初集》。《护生画集》所收,多是劝人爱惜生灵,戒除杀机,积德行善的诗画。《护生画集》出版后影响很大,但也引起不同的议论,如曹聚仁在抗战时就曾说过可以烧掉的话,为此温和的丰子恺竟与老朋友反目,足见丰子恺心目中对护生画的重视程度。

《护生画集》第二集于1939年完成,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信中说:“朽人七十岁时,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,共七十幅;八十岁时,作第四集,共八十幅;九十岁时,作第五集,共九十幅;百岁时,作第六集,共百幅。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。”丰子恺在回信中说:“世寿所需,定当遵嘱。”《护生画集》的第三、四、五集,丰子恺都顺利完成,只是1960年绘制的第四集和1965年提前画成的第五集,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。“文革”期间,身处险恶、恐怖的深渊中,生死难卜的丰子恺仍不忘恩师的重托,终于在1973年提前完成了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100幅画。他在交给同是佛门弟子的朱幼兰保藏时说:“绘《护生画集》是担着很大风险的,为报师恩,为践前约,也就在所不计了。”

1971年,丰子恺开始翻译日人汤次了荣所作的《大乘起信论新释》。《大乘起信论》相传是印度人马鸣所著,汤次了荣的注释较详,便于理解。为保密,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称之为“研习哲学”,并一再叮咛把信毁去。译毕后,他设法让人带到海外交给广洽法师。1973年8月,丰子恺得知译稿即将刊印,立即致信广洽法师:“我国规定,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,但不宜宣传。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,故不敢具名,而用‘无名氏’也……弟自幼受弘一法师指示,对佛法信仰极深,至老不能变心……而刊行此书,亦一大胜缘也。书出版后,只需寄弟两册。”但同年12月20日给周颖南的信中说:“此乃广洽法师之要求,非弟本意。故具名‘楚馆秦楼无名氏译’。”12月21日又致信广洽法师说:“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……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,并勿在报刊上宣传。再者,国内不需要此种唯心之书,故出版后请勿寄来。”短短数月,“一大胜缘”变成了“非弟本意”,新译也变成了“廿余年前旧译”,“寄弟两册”也变成了“请勿寄来”,从这些闪烁不定的语句中,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丰子恺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和压力。但他这种为报师恩,为宏大法,甘冒风险,在所不计的精神,又充分体现出了坚定的人生信念。这种信念正是他敢于安心立命、勇猛精进地行大丈夫事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。

1971年,丰子恺把陆续画好的七十多幅漫画题名为《敝帚自珍》,密封后交给“爱我者藏之”。大约从这一年的四月起,丰子恺开始写《往事琐记》,约到1973年为止,共写三十三篇文章,这就是收入1992出版的《丰子恺文集》中的《缘缘堂续笔》。三十三篇《往事琐记》大部分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,描写自己孩提时所见的情景和生活感受。这些文章一如他过去的风格,平易、质朴、自然、清新、隽永、潇洒,初读时,很难想象这是作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,以多病之躯,不避险恶,秘密写出的!《往事琐记》没有欺世的造作,没有可厌的涂饰,没有虚伪的拔高,它把人还原为人,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。它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躁动的世界,赞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。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,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里,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,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,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,这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当然,丰子恺的晚年,很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日本小说翻译上。他翻译了《落洼物语》《竹取物语》和《伊势物语》等日本古代作品,还重新翻译了夏目漱石的《旅宿》。他翻译日本古典物语,多半是借以排遣沉闷。他的《敝帚自珍》是旧画新绘,正像他说的是喜其美妙天真,借以陶情适性,排遣世虑。他的《往事琐记》,是“暂时脱离尘世”,把自己寄托在遥远的往昔。他译《大乘起信论》,是找回自己精神寄托的所在,他觉得这比写《往事琐记》托诸往昔更有意义。

1975年9月5日,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和我们永别了。他的晚年是凄凉的,他的死后也是寂寞的。他一生慈悲为怀,纯朴坦诚,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。他在纯如太古的心田中谱写的乐章,只有那些怀抱平常心的人,才能读懂。“诸行无常,寂灭为乐”,他是参透人生真义的无上智者,在他心中自有一片净土。“花枝春满,天心月圆”,涅?入寂,往生西方,想他临走时一定也是“悲欣交集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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